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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後決定終身從事社會工作的我而言,當年進入大學社工系就讀,實際上是一個升學考試的群體許願池,經過電腦排序分配的「落點」。2002年,這個命運「落點」讓我進入了天主教輔仁大學就讀,開始摸索自己完全陌生的社會工作領域。
  但我很快地從實際的個案中,了解原來完全陌生的社會工作課程所要訴說的事物,其實正是我日夜感受到的社會現象與莫名情感的根源。因此除了參與學校的暑期及期中實習之外,也在大一就加入社會服務社團,到各類服務機構擔任志工,接觸自閉症兒童、青少年、老人、視障者,規劃暑期兒童夏令營等,參與不同種類的社會服務活動。
  或許當時對社會學、心理學與各種社會工作方法等論述知識還無法深入掌握,但可能因為我擁有十分特殊的原生家庭,在多重脈絡與跨世代組合的豐富環境中,帶給我魔幻般的成長記憶,這一切不斷地與我日後接觸個案的社會狀況發生對話,時時感覺到有某種張開甲殼與漂流探索的動力,對實務工作現場與個案關注熱情,與我的生命經驗緊密對話,時刻同步地,充滿我的身體。
  
  自大學畢業至今,我目前已從事社會工作相關工作超過十年,第一份工作決定了社會工作必然是我終生的角色,而最近一份工作,則決定了我必然要學習與追求的長遠方向。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天主教會設立的育幼機構擔任社工員,負責20名個案,這些孩子因為家庭失功能而被安置到此,從五歲到十八歲的兒童與青少年。
  當時只有23歲的我,在內部有時扮演陪伴成長的大姐,有時擔任排解成長苦悶的頭目,與其說是專業工作者,更接近的說,像是一個複習自己成長歲月的有趣過程,因為我的青春期也是在空無父母的房舍中,帶著弟弟與流浪寄宿的同類朋友,像是頭目一般解決問題,做飯分食,以及我日後才知道的所謂的個案工作和各種會談技巧,在無數個互相陪伴打氣的日子,共同併湊探索著生活的面貌。
但是在外部的角色,有時又像是他們的同輩,以子女的身份面對他們父母,接觸到父母周遭種種不堪的社會對待,但完全無力反擊也無處可逃的孤兒人生。例如有一次突然收到個案父親的死亡通知,毫無經驗的我,陪伴著年幼的她,親自辦理一連串恐慌無助的事件,例如到警局確認死亡原因、申請喪葬補助、委託舉辦喪禮,以及最後的埋藏方式等等。在這個向父親告別的過程,以一個孤兒的社會位置,這個重大的生命經驗,將會以何種形式完成?無數的憤怒與傷感,無所不在的壓迫與歧視,無解而無形包圍的生命枷鎖…這些總是成為每次陪伴參與這些社會事件的主旋律,點點滴滴,有如魔幻地,附加在我原來早已多線並存的成長經驗上。而它們總是一再地預告,我必須是終身的社會工作者。

最近的一份工作,是成長後的我,在大型社福機構,負責執行一個全國性的偏遠社區照顧方案。目標是與各地社福團體合作,改善偏遠社區的老人照顧資源不足,政府照顧政策無法落實的問題。希望在三至五年的實驗中,建立適合偏鄉的社區照顧模式。
擔任方案執行者的我,負責與政府部門或專家學者互動,需要掌握公共政策與專案論述,同時透過專案預先規劃的執行方法與流程,對各地偏鄉現場的執行單位進行輔導,預期在第一線的執行過程中,回饋討論,累積建立所期待的「偏遠社區照顧模式」。
在這個大型的政府方案包含了社會政策、專案執行方法與論述建構,以及全國社區現場的輔導活動,我的職責必須同時遊走於這些場域,負責整合現場觀察,同時協助生產偏鄉照顧模式論述。使我感覺到上中下遊之間的體驗與工作時常無法對焦。
於是我開始認真思考,從政府、學術與第一線社福團體,是否都需要更具有統合能力的知識理論以及執行方法,在上中下游之間,以及鉅視與微觀之間,建立一種可以在各個環節與不同層次上,時時可以討論驗證,各自彈性修調作法,相互支持組合的工作架構? 這一點是我幾經深思,毅然離開職場,決心開始另一段學習旅程的關鍵原因。

對於即將到巴斯社會學院的學習,我抱持十分熱切的期待,雖然多學科名稱十分熟悉,但對於深入整合的現場與理論訓練,廣泛的知識支持領域學習,我相信經過這段學習,我可以為自己的社會以及我所熱愛的社會工作帶來夠更多貢獻以及發自內心的快樂。